整容塑形,从关系思维诊治文物保护误区

从关系思维出发对文物保护的前提进行批判和反思,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性、差异性、选择性兼具的文物保护,则有点像中医的辨证施治,可以有效避免实体思维带来的“保护性破坏”。

近一段时间,我国的文物保护再次成为公众焦点,除了哈尔滨刘亚楼将军故居等7处文物被拆除事件,以“保护”之名行“破坏”之实的“壮举”也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杭州西湖岸边秋水山庄的“变色记”,广西南宁宗圣源祠的维修与临近的楼盘建设“互动施工”,辽宁朝阳云接寺清代壁画惨遭“修复”,山东莱芜一段古长城被钢筋水泥打造成了“八达岭”,礼泉古代石佛变成了“水泥佛”……中国的文物保护究竟怎么了?我们的保护是为了给其穿上盛装吗?是为了让其融入经济建设的潮流之中吗?是为了将其“整容塑形”“改头换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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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皇宫官网,文物保护不可逾越的底线

从关系思维出发对文物保护的前提进行批判和反思,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性、差异性、选择性兼具的文物保护,则有点像中医的辨证施治,可以有效避免实体思维带来的“保护性破坏”。也许只有在历史的、具体的情境中,我们才能分析和确定哪些文物需要保护、该不该保护以及能不能保护的问题。

文物保护是一项专业而科学的工作,事关文物的生死存亡,事关全体社会民众的福祉,因此必须遵循相应的原则,坚守不可逾越的底线。

文物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多数文物保护研究属于“技术性”研究,比如研究文物的“病变”机理以及如何“防病”。在这方面,材料学、化学、力学、考古学等学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一些文物保护实践中,可能会走入“保护性破坏”的误区。究其原因,是因为在技术性的问题背后,还有深刻的理念和价值问题值得考量。历史地来看,任何物都有成为文物的可能性,但物之所以成为文物,往往是在一定的空间、地域以及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中建构出来的,而不是处于价值真空中的客观对象。如果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我们会发现文物保护中的一些误区——实体化和对象化的思维方式在文物保护中的片面应用。

这些原则中最为核心的就是“不改变文物原状”。所谓“文物原状”并非单一的状态,实践操作中需要谨慎分析、科学鉴别、对症下药。但有一点必须强调,即“文物原状”一定是健康的、有序的原状,而既非病态的、杂乱无章的原状,也非存在安全隐患的原状,更不是正在遭受各种侵蚀的原状;那些由于长期无人管理而出现的污渍秽迹、荒芜堆积、糟朽残损,也同样不属于文物的原状。所以,文物保护过程中的“不改变文物原状”必须是剔除了危害文物健康的所有因素后的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章第21条规定:“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但是关于“不改变文物原状”,却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可以包括保存现状和恢复原状;有学者提出了坚持“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的“四原”原则;还有学者提出了以《威尼斯宪章》为基础的现代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可逆性原则、可识别原则和最小干预原则。这些原则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在实践中,其有效性却常常受到挑战。比如某个佛像的“金装”因为风雨侵蚀或者人为偷窃而脱落或者丢失,修复金装之后是“原状”还是尊重历史形成的样貌是“原状”?又比如对古建筑等某些不可移动文物的盲目修复,即便是“修旧如旧”,也可能构成对文物的历史进程的干预和破坏。文物保护与文物修复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对在历史中破损和毁坏的文物,修复未必一定是正确合理的,因为在修复的同时很可能隔断了历史发展的脉络,影响了文物的历史延续性和传承性。

其次是原真性与完整性的原则。保持文物的原状需要各种支撑,真实性就是其一,而且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来的真实性,包括原有的外形和设计、材料和材质、用途和功能、传统技术和管理体系、环境和位置、语言和其他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乃至精神和感觉等;完整性保护是指对文物本体、附属文物、内外的自然及人文环境等能够体现文物古迹价值的各个要素进行全方位保护,对其在历史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包括各时代特征、具有价值的物质遗存也要予以充分的尊重。其实原真性和完整性是相互支持、融为一体的,只保留部分的真实性就不是完整性的保护,只保护其中的一部分也不是原真性的保护,两者在文物保护的实务中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在文物保护中,通过关系性思维而不是实体性思维,可以更好地考虑到不同文物的特质,把文物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体现出来。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认识关系,而是一种存在关系,由此,人与世界之间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使得情境性、差异性、过程性以及“此时此地的在场性”成为关系思维的重要特征。具体到文物保护上,有以下几方面。

最小干预也是重要的原则之一,即应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文物本体及其环境的扰动,特别是“凡近期没有重大危险的部分,除日常保养以外不应进行更多的干预。必须干预时,附加的手段应只用在最必要的部分”。当然,最小干预并不等于不作为,也不等于面对日益的损毁而敷衍了事,尤其当文物濒临险境时,必须及时采取措施抢救。

首先,要历史性、情境性地看待文物保护的价值评判和方法选择。文物保护理念会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人类意识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嬗变。文物在最初作为实用品时,其修复仅仅为了能继续使用;成为收藏品后,其修复往往是为了鉴赏,较多考虑艺术上的审美性;作为对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则是为了保护文物价值的完整性与科学性。但完整性指的是历史进程的完整,还是文物实体本身的完整,却是需要慎重判断与思考的;科学性意味着我们要区别对待文物保护的重点与方法。比如,关于代表性建筑的价值,有的胜在外形,有的长于构造,有的精于内饰,需要在分析评价后确定不同的保护重点。而涉及名人故居、历史事件发生地,就要从历史情境和意义的角度来判定保护部位,是保护反映历史背景的周边环境,还是保护反映人物人格和日常生活的室内陈设,等等。因此,要在对文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认知的基础上进行价值评判,更多地认识到文物保护是个“过程”,要在关系中针对性地思考和确定文物保护的重点和方法,而不是千篇一律。

使用恰当的保护技术也是文物保护实践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即在切实保护原有的技术和材料、继承原有的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可使用一些新的成熟技术和工艺,但使用前都必须经过全面的试验,证明切实有效,且对文物古迹长期保存完全无害,同时又是可逆的,以便一旦有了更好的技术与工艺,此前的操作面可以顺利清除。

其次,深入研究影响文物保护的因素和机制。文物保护并非是客观中立的科学技术问题,还受到诸如知识、权力、市场、资本等因素的控制和影响。在文物保护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对“原真性”的保护,而对什么是原真性,如何保持文物的原真性,中西方文物保护的理念却很不相同。“原真性”本义是表示真的、原本的、忠实的,而不是假的、复制的、虚伪的。原真性所涉及的对象不仅是文物、古建筑等的真假问题,还扩展到自然、艺术、技术与宗教的关系。现代西方的修复理念更加注重艺术品的原真性,而中国修复理念则更加注重文物外形的完整性,所以常常“修旧如旧”,以达到外在的完整统一。另外,在“原真性”和“复制品”或者赝品的理解上,也会有一些争论。比如,曾经有一幅作品《红马》被鉴定为假文物,但是假以时日,这幅作品却也有成为文物的可能。2006年,德国科隆的Lempertz拍卖行以290万欧元的价格拍出了一幅名为《红马》的画作,当时这幅作品号称出自德国著名表现主义画家坎本东克之手。后来,技术鉴定证明这幅作品用了某种原作时代所没有的颜料,这才被发现是赝品。某种程度上,这个赝品构成了一个“事件”。从历史进程来看,也许这个赝品有成为文物的可能,因为它体现了技术和艺术的突破性的成就和进展。如今,在这个数字时代,机械复制盛行,赝品的形式和内容也越发丰富,必将对文物的原真性理解造成新的冲击。

如何进行文物保护

再次,关系思维可以使我们打破虚实的界限,必要时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辅助文物保护。在不确定的情境下,我们要慎重对待文物修复。为了对文物进行“最小干预”,或者防止不可复原,我们可以充分运用虚拟现实技术作为支持手段。对有些需要复现原始完整性的不可移动文物,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建构出文物的原貌,如通过“圆明园复原3D全景图”体现损毁前的圆明园样貌。如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文物“原状”的损害,又不妨碍文物在历史传承中的“实际”变化,以满足人们对“原作”的欣赏需求。又比如,有些可移动文物一般只能停留在博物馆中,因为空间的限制以及陈列手段的单一和落后,不能有效展示文物内涵。还有些纸质类、漆器类等易损文物,运用传统的人工修复手段耗财费力,也难以用于长期的展出与研究。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或者其他数字化手段对可移动文物进行“复制”(如建设网上博物馆和展览馆等),可以拓展文物的欣赏空间,提高文物的展出率和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物的价值,增强人们保护文物的自觉性。

正确的做法是:修旧如旧而不能焕然一新,祛病延年而不能涂脂抹粉,整饬归安而不能整容塑形,老当益壮而不能返老还童。

通过技术手段对文物的病变进行诊治是十分必要的,但实体思维范式下的文物保护有点像西医的标准化、对象化诊疗方式,容易陷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而从关系思维出发对文物保护的前提进行批判和反思,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性、差异性、选择性兼具的文物保护,则有点像中医的辨证施治,可以有效避免实体思维带来的“保护性破坏”。也许只有在历史的、具体的情境中,我们才能分析和确定哪些文物需要保护、该不该保护以及能不能保护的问题。在文物保护领域,既需要科技工作者的开拓,也需要人文学者进行一些前提性和基础性的反思工作,来为文物保护引领方向和保驾护航,使得文物保护不只在事实层面,也能在价值层面走得更深更远。

饱经风雨沧桑得以留存的各类历史文物已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容貌、品格与个性,这是与其数百年、数千年的高龄相适应的必然结果,因此对其的具体保护应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多用加固、修补、归安之法,少动大手术,更忌大卸八块、彻底更新,原有的可用构件务必保留使用。我国科学保护古代建筑第一人梁思成先生最先提出了“修旧如旧”的文物建筑保护原则,他认为“把一座古文物建筑修得焕然一新,犹如把一些周鼎汉镜用擦铜油擦得油光晶亮一样,将严重损害到它的历史、艺术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身体视阈中技术与艺术的交互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

陈毅同志在1960年曾强调指出:在文物保护的问题上“宁可保守,不要粗暴”,因为错保了一处文物是随时可以纠正的,而破坏了文物的错误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对文物的修缮原则,他说:“一定要保持它的古趣、野趣,绝对不允许对文物本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名言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哲学系)

如何保持文物原状,我国着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提出:就单体文物而言,应从四个方面予以保护,即“原来的造型、原来的结构法式、原来的构件质地、原来的制作工艺”;如果是建筑组群,就必须同时保持原来建筑时期或历史形成的健康的内部环境与周边环境的面貌。所以,保护文物,维持原状,首先要科学鉴别其现状中有害和无害的因素,正如青铜表面的有害锈和无害锈一样;其次要区分文物在历史积淀中的重要、核心价值和次要、附属价值,正如圆明园被焚毁及其所代表的建筑成就。有了上述的科学研究与做法,我们的文物保护才不至于盲动而失策、疏漏而酿祸,才不会涂脂抹粉、整容塑形,才不会自取其辱、贻笑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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